这些天重新找出这部厚得可以砸人的书翻。去年与梅维恒教授匆匆一面的情形如在目前，告别的时候他招手高声说：“祝你的小宝贝好！”

下面是当初翻读之后草写的文字：

八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印行了梅维恒教授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这部1300页、精装本重达3磅半的厚书集中了许多学者的译作，以致有评论说译者名单看起来就象西方汉学的名人录(The list of translators reads like a Who’s Who of Western sinology)。最近，同样由梅维恒教授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面世，同样的篇幅、同样的厚重，同样的，它集中了多达四十五位来自美、英、德、澳等西方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文字，确实也称得上是一次有规模的集体亮相了。

自1966年柳无忌先生的《中国文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以来35年，这是英语世界有关中国文学史撰作中空前的一项学术共业。1979年在《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上联合倡导编撰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康达维(David Knechtges)评论此书是“迄今西方语言中最好的”(the best Western langua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date)；另一位当初计划的主要参与者，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说它“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文学的最好的导引”，“周全详尽而不过度”，包含了“许多中国文学的传统方面，和在东亚和西方发展起来的新的关注领域”，“既可满足好奇的初学者，也可满足有关专家”。

这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能如宇文所安教授所说的涵盖广阔，而又体现新的学术旨趣，无疑与它众多的作者相关。中国文学历时悠久、内容丰富，加以近代以来众多的探索成绩，即使专门研究者也不可能周知一切。因而，现在撰写史著，要想独出一手极为困难。这部文学史按照西方常见的规范，由对各专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分别撰写，其中不少可称当行本色。就以主编梅维恒教授而言，他早先在哈佛大学获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在中古俗文学与佛教文学、敦煌学、中亚考古以及中古语词研究等方面有《唐代变文》(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1989)、《绘画与表演》(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1988)等许多著作，并英译《老子》、《庄子》等，他承担了书中《语言与文字》、《佛教文学》(合作)两章。再如撰写唐诗一章的科罗拉多大学克罗尔(Paul Kroll)教授，在中古文学、宗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论作，并长期担任美国《唐研究》和《美国东方学会学刊》的编辑，他早年写过《孟浩然》(1981)，去年刚出版了李白与佛教的研究专著；《早期传记》和《唐传奇》两章的作者威斯辛大学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教授对古代小说有系列的专题研究，并且是非常流行而重要的《印第安那中国古典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的主编；通论戏曲文学部分的伊维德(Wilt Idema)教授，原来任教欧洲汉学重镇荷兰莱顿大学，上世纪末转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接续退休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在小说戏曲方面的岗位，他除了《形成期中国白话小说》(1974)和有关的大量论文之外，戏曲方面与加州柏克莱大学奚如谷(Stephen West)教授合作的《中国戏曲资料书：1100-1450》及《西厢记》英译，都堪称海外研究中的典范性成果；论述神话、乐府、文学中女性三章的安妮`伯瑞尔(Anne Birrell)在这些领域分别有《中国神话导论》(1993)、《山海经》(1999)、《汉代乐府》(1988)和《玉台新咏》(1982)等著译；负责《古典小说批评》一章的陆大伟(David Rolston)，先后编有《如何读解中国小说》(1990)、著有《中国古典小说与小说批评》(1997)；现在在国内学术界非常活跃而有影响的刘禾教授担当了现代汉语和现代小说诞生一章，她的《跨语际实践：1900-1937年中国文学、文化、翻译现代性》(1995)一书刚出了中译本，国内不少人都是了解的。

话说回来，众多作者合作的文学史，在集中各家学识、智慧的优长之外，如果处理不当，便会成为一种众声喧哗的话语丛集。我还记得三年前，宇文所安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叼着烟斗，表示更愿意一个人写一部文学史的神态。我想，那种方式大概更适合表达他许多别出心裁的文学史观察。当时，梅维恒教授正在审读近两千页的文稿，考虑将它们编成一部结构合理、自成一体的书。那年初夏，他在复旦向我探及他的感受：虽然让那么多学者合作的组织工作很烦琐累人，但更费心力的是如何结构全书，让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梅教授清楚，文学史要求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全书必须据此构成，形成一个系统；否则杂乱地将有关历史事实放在一起，就象在美国吃的所谓中国菜“杂碎”，什么都有，但不知是什么味儿。记得他当时说过，首先他排除按朝代的顺序来写，虽然这是最简便的一种办法，但文学实在难以简单对应于朝代更替，在美国的学术背景下，似乎很少可能严格按照时序讲授各时期非常复杂多样的文学情况。其次他也不打算完全按照文体—诗歌一章、辞赋一章、散文一章—来结构，因为各类文体之间有许多联系、影响，完全分隔开来谈，有时会说不清文学发展中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有的作品兼具几种文体特点，便难以处理，比如赋，而梅教授对赋的修辞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视的；还有一些则难以放进固有的文体范畴里去，比如俗文学的许多文学类型。梅教授的这一想法早在编选《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时就有表露，那书的前言中说到：“这里有两种文学体式较之通常的中国文学选本得到了更好的展示：赋及各类源于韵散交错的口头叙述传统的通俗文体。重视前者是因为它构成了描述性与想象性的首次繁荣；而强调后者是因为它所源自的口述表演艺术为中国小说与戏剧提供了可以汲取的养分。”

    我们看到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框架，最后是一种揉合文类和时序的安排。首先是“基础”部分(Foundation)，其中有语言与文字、神话、古代经典、佛道宗教等十一章，试图展示中国文学重要的文化背景。接着，分别按诗、文、小说、戏剧、文学批评的类别，以三十五章述论整个中国文学的历程。梅教授强调这个设计与依据狭义的文体概念来组织文学史是有区别的：这里的诗、文、小说、戏剧包容较广，每一个都包含了许多属于狭义的文体概念的作品，有些分属不同狭义文体但关联紧密的作品还做了合并论述，比如赋与骈文就合为一章列入“诗”的部分。至于每一类别中，则基本是按照历史顺序展开的，最晚近的一直延续到世纪末。“小说”部分最后一章是《1980及1990年代的大陆、香港、台湾》，这篇因其作者德国的马汉茂(Helmut Martin)教授突然去世而未能彻底完成的文字中，一直写到了1997年的文学局势。书中的一些章节突显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比如在“诗”中有《诗歌与绘画》章，“文”中的《早期传记》涉及了僧传和女性传记，“文学批评”中安排了《经典诠释》、论及了《古代散文的修辞性》。如果说这部文学史与别的许多著作有特别的不同，大约是在全书的最后一类“俗文学与边缘的呈现”。在这一部分中，可以看到敦煌文学、口述文学传统、区域性文学乃至韩国、日本、越南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等九章。对中国文学在历史上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其他区域文学的描述，是以往文学史完全空缺的；而前一方面的俗文学中，许多一般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如宝卷、山歌、花儿、弹词、子弟书、木鱼甚至女书等都占据了一席之地；梅维恒教授精研敦煌俗文学，在他主持的文学史中包含这些文学现象是自然的，在他的眼光中，“五四”一代学者强调俗文学的重要，认为它往往显示了文学原来的面貌，这是对的，但还不够；以往的观念注重在俗文学中如白话等因素是如何被吸收进传统文学中去的，而实际上可以说俗文学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近几年，文学史的编撰实践和理论探讨，引人瞩目。戴燕女史写了非常有趣而精采的回顾文学史形成的著作，书名叫做“文学史的权力”。其实，“文学史的权力”也就是文学史家的权力。说起来，近代以来，这样的权力的实行，洋人还比国人早。在林传甲和黄人之前，至少俄国的瓦西里耶夫(1880)、日本的古城贞吉(1897)、英国的翟理思(1901)、德国的顾路柏(1902)都已经实施了他们的权力。现在梅维恒教授按照他的学术设计构成如此一部文学史，突显一些以往处在学术视野边缘或之外的文学现象，也正是这样“文学史的权力”的表现，我们不妨了解，以便在自己施行这一权力时多一重参照。